這幾年來，全世界範圍內發生了許多事，引人徬徨。具體來說，最常引我思索的就兩件事：首先是前任美國總統川普（Donald Trump）的言行，其次就是2019年末突然爆發的國際傳染病。這兩件事情特別煩心的理由，大概是因為兩者都跟我十分在意的一種價值相關：人類的自由。
先說傳染病吧。不出所料，全球蔓延的傳染病讓各國政府的權力突然之間高漲了起來。為了壓制疫情，每個國家或多或少都實施了限制人民自由的手段，也讓民主世界開始擔憂：個人自由與統治階級的界線是否會就此被破壞？是否需要重畫？另一方面，極權政府與政客則煽動輿論、炒作愛國主義，藉由營造共同的憂患來鞏固自身的政治地位。無論是哪一邊，如今的人類比起疫病前的人類都活得更不自由，也都不得不開始思考自由的問題。
再來是2020年的美國總統大選。都知道，川普在選舉日前很早就開始鋪墊，引導支持者去懷疑大選的公正性。就算找不到舞弊的確切證據，卻可以藉由一次次在社群媒體、造勢會上的言說，在支持者的心中植入動員效果，然後發生了國會山遭闖事件，有五個人死於衝撞之中。川普透過社群媒體治國並非新聞，他在推特上的言論一方面被人當笑柄，另一方面也是大眾得知行政措施的重要管道。可是在國會山事件之後，主要社群媒體以煽動暴力為由一起封鎖了川普的帳號，引起關於言論自由的爭議。
每當有自由方面的疑問，我都會把彌爾的《論自由》（On Liberty）拿出來再讀一遍。這本小書雖然寫於1859年，但就算今天來看也還是具有指導價值，不得不佩服經過啟蒙時代思想激盪過後哲學家的腦袋。《論自由》提出的簡明自由原則，對現代人來說幾乎已經成為陳腔濫調，無人不知。不過在轉述自由原則之前，我認為同樣重要的是要提醒：對彌爾來說，自由本身並不是終點，我們並不是為了追求自由而要求自由，甚至也不是高喊「不自由毋寧死」的那種氣概；彌爾所言的自由是一種方法，當一個國家的政府和民眾乃至於全人類都遵循這種方法的時候，人便有了「活力」、社會則會「多元」，兩者合在一起便成就「原創性」。
我們可以說，遵循自由原則是為了成就擁有創新活力的多元社會，讓人能夠放手施展創意才是自由的目的。轉念一想，這不見得是人人都可以欣然擁抱的價值。就個人而言，活力、創新、多元在某些人眼中就算不是可怕，至少也挺累人的，這時候若起了逃避自由、放棄自由的念頭，倒也不是不可想像。就社會層面而言，一個政體若把和諧、維穩的優先權擺在了創新之前，也不會有太大的動機賦自由予民眾。
然而，人類整體若想進步，個人想要活得美好，活力、創新、多元這幾個元素是少不了的，因此才有了彌爾的自由原則，或稱「傷害原則」：
That the only purpose for which power can be rightfully exercised over any member of a civilized community, against his will, is to prevent harm to others.
（違背文明社會任何一名成員的意願，在他身上正當施以權力的唯一目的，是防止他傷害別人。）
──John Stuart Mill
這個原則基本保障了人的言論和行事風格的自由，因為只要不礙到別人，自己要怎麼思想、怎麼生活都可以。（正如有人喜歡說：「我幹嘛幹嘛礙到你了嗎！？」）從個人推到群體，一群志同道合的人也可以聯合起來說想說的話、做想做的事。反過來，只要自己所做的事情牽涉到了別人，那麼就不在自由原則的範圍內，必須另外提出來討論。如今，雖然對於怎樣才算傷害不乏灰色地帶，甚至有些事情本來就應該在灰色地帶，但這個簡明的原則在文明社會中已經成為共識，或至少是討論自由時無法忽略的觀點。
利用這個原則，我們可以檢討疫情之下，一國政府是否過度干預人民的自由。傳染病之所以為傳染病，正是因為它不是只屬於一個人的疾病，從定義上就必須被歸到公共的範圍之中。當傳染病開始大流行，每個人要不要採取防護措施（例如這次的戴口罩、保持社交距離）就不完全只是個人選擇的問題了，因為一個人不作為有可能會導致疫情擴散，直接傷害到別人。為了保護社會上其他成員免於傷害，政府有理由強制民眾做出一些預防措施。
可是就算在疫情之下，社會還是要運轉、人類還是要過活，而且最好還能活得有尊嚴。如果社會的最終目的是打造具有活力的創新環境，那為了壓制疫情連帶把社會活力給扼殺，以防止傷害之名反而造成更大的傷害，那就得不償失了。能否在疫情肆虐的同時，還能讓人民感覺自己活得有尊嚴，是用來觀察一個社會是否文明、政府是否細膩的一大判準。
中國和美國正好處於兩個極端。中國為了展現出防疫的氣魄，對民眾進行廣泛的監視與控制，當然在短時間之內就將疫情壓抑下來，但這過程之中所造成的民怨恐怕也少不了。為了左右輿論，中國政府的方法是實施更廣泛的言論控制，關押異議份子、驅逐國外媒體、在網路上進行關鍵字審查，造就出表面一份祥和平安的勝利氣氛，但個人自主判斷的能力卻被群體硬生生剝奪了。這樣的社會，在民眾心裡建築自我約束的思想牢籠，將來很可能要在原創性上付出代價的。
美國在川普總統的帶領之下，走上完全不同的防疫之路，把言論自由推向另一個極端：想說什麼就說什麼，而且拒絕與相反的意見展開有價值的對話，對自己不利的指責便斥之為假新聞。這導致社會按照各自的政治偏好分成了壁壘分明的兩邊，雙方彷彿鬼打牆般兜著圈子，無法透過對話來建立共識，也就難以合作抗疫，結果是慘痛的染病人數，與隨之而來不可避免的大量死亡。
美國這種自說自話的言論自由，不是彌爾所要保護的自由。彌爾說的明白：真理越辯越明，保護言論自由就是保護辯論的機會。拒絕辯論的話，真理要從哪裡來呢？人類的理性要用在哪裡呢？人們各自相信各自的真理，遇到不同之處就斥之為異端，全民集體幼稚化，無法理性考慮雙方的動機。如此社會要付出什麼樣的代價，經過一年大疫，這苦果美國人嚥得難受。
即使如此，社群媒體還是在川普幾乎確定失勢之後，才以煽動暴力為由，將他的主要發聲管道給封鎖了。關於這方面的討論，主要聚焦在兩個方面：首先、川普有沒有煽動暴力？若有，他不但應該受道德譴責，也必須背負法律責任，這就是隨後的彈劾案所要處理的範疇（結果彈劾未通過）。第二、社群網站封鎖川普的理由是否正當？
其實，彌爾在《論自由》的第三章開頭就提到了煽動暴力的問題，他舉了一個例子：一個人若要在報章雜誌上發表「窮人餓肚子都是糧商害的」，那我們沒有理由阻止其言論出版；可是當激動的群眾已經在糧商門口聚集時，這時再到現場去高喊同樣的言論，就應該被阻止、甚至受罰，因為糧商的安全已經直接受到威脅，該言論也就違反了傷害原則。
回到川普，此處浮現出有趣的矛盾。他在社群媒體上發表「選舉舞弊」的言論，照理屬於自由表達的範疇，社會沒有理由阻止他發文。另一方面，他呼籲群眾到國會山聚集、甚至已經在國會山聚集了，此時在社群網站上發表同樣的言論，在場的群眾第一時間就可以透過手機收得到，那麼確實有可能導致暴力行為，違反傷害原則，應該加以制止。同樣的動作，卻同時得到正面與反面的結論，難怪會引起大量的討論。
彌爾的年代不用說，當然是沒有網路、更沒有手機的，唯有在行動網路時代，才會出現上面所述的灰色地帶。科技與工具一旦更新，人類生活也隨之進入新的領域，古人做不到的事情現在做得到了，不可能發生的事情發生了，也就自然浮現本來不是問題的問題。如今，我們似乎有必要在行動網路時代，重新思考言論自由的界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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